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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小貸大業

    曹遠征:全球經濟變化下的中國經濟
    2022-01-05

        2020年是跌宕起伏的一年,2021年世界經濟重上增長軌道。2020年大多數國家經濟是負增長,2021年大多數國家經濟是正增長。在G20國家當中一半以上國家,2021年的GDP會超過2019年的水平。與此同時,2021年的世界經濟表現也體現了全球化的特征,即發達國家是發展中國家的消費市場,而發展中國家是發達國家的生產基地,尤其在中國表現更為明顯。從一定意義上來說,疫情后又重現了2008年的情況,表現為貿易增長快于經濟增長。但是這個勢頭能否長期持續依然還是個大問號。
        世界經濟的新問題
        2021年世界經濟遇到了新問題,40年未遇的滯漲又出現了。經濟在減速,但物價在上漲。而且在全球經濟減速中又出現了過去從來沒有見過的情況,發展中國家的減速快于發達國家,或者說發達國家增長速度高于發展中國家。從現在的情況看,2022年還會延續這個態勢,但就是如此,發達國家經濟也在2021年三季度后出現減速。由此,預計2022年全球增長率會再次低于潛在增長率,從而恢復到疫情前的低增長態勢。但與疫情前不一樣的是通脹在上升。美國11月份通脹率為6.8%,是1982年以來的最高水平。
        眾所周知,在20世紀80年代前,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,美國物價上漲成為世界經濟中的突出問題,形成了工資—物價螺旋上漲局面,迫使尼克松政府不得不開始借助行政手段強制性凍結工資和物價,F在物價又漲得這么高,所以市場有疑問,是不是又遇到40年未遇的滯漲了?如果是,會不會采取當年那樣的反通脹措施?我們認為,與20世紀80年代前相比,目前的狀況有相同之處,也有不同之處。
        相同之處在于這次物價上漲既有成本推進,也有需求拉升。從成本推進來講,在疫情沖擊下,生產、倉儲、運輸等物流的供應鏈條上出現無規則價格上漲,使整個生產成本升高。這在中國表現最為明顯,形成了對下游企業,尤其小微企業的巨大外部供給沖擊。從需求拉升來講,為緩解疫情對經濟的傷害,各國都采取了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,尤其是貨幣政策。相比之下,發達國家政策更為寬松,特別突出地表現為對低收入群體直接財務補助。于是,雖然經濟狀況不好,但是消費卻比較旺盛,進而拉動了物價上漲。成本推進和需求拉升的相互循環是20世紀70年代發達經濟體滯漲的重要原因。
        不同之處在于發生的歷史背景不同。40年前還是“冷戰”背景下,還存在著由兩個迥異的經濟體制決定的兩個平行市場,F在的世界格局是市場經濟下的經濟全球化,不再是兩個平行的市場。
        全球形成了相互獨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三個板塊:一是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制造業板塊;二是以資源能源等,例如石油輸出國組織為代表的初級產品出口國板塊;三是發達國家作為消費市場的板塊。
        這三個板塊在經濟全球化下形成了一條雖錯綜復雜,但卻鏈條清晰的全球產業鏈。因經濟活動沿著這條產業鏈傳遞,從而使包括“滯漲”在內的各種經濟現象成為全球性的,而不再是某一板塊某一地區的獨立事件。
        從全球產業鏈角度觀察,在供給側,疫情沖擊使生產秩序被擾亂,出現供給瓶頸,引起了能源資源等價格上漲,通過產業鏈,傳導到新興經濟體,推動工業制成品的成本,這也是構成中國PPI上升的基本原因。在需求側,發達國家是全球產品的主要消費者,其市場規模及消費傾向決定著發展中和新興經濟體的出口表現。在新冠疫情沖擊下,為了緩解其對經濟社會的傷害,發達國家普遍采取對弱勢企業和群體的直接財務補助。在刺激消費的同時,維持了與此相關的產業,尤其是服務業的就業穩定。這也造成需求拉升所導致的物價上漲,并會反傳到發展中經濟體。
        由于各國在全球同一產業鏈上所處的位置不同,其所受的沖擊不同,從而經濟表現及物價上漲也不同,由此決定了各國采取的對策也不同。目前來看大致可分為三類:
        第一類是不少發展中經濟體。由于全球疫苗配置不均,造成疫苗接種狀況不同。疫苗的接種率目前是歐美最高,亞洲次之,非洲最低。疫情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沖擊最大,不僅經濟表現差,而且物價上漲壓力大。由于穩定物價更為重要,于是,發展中國家政策的基本趨向是緊縮貨幣政策,加息成為大概率事件,目前已有28個開始加息的國家,多數是發展中經濟體。
        第二類是中國。PPI盡管很高,但是CPI還不是很高,于是防通脹并不是核心任務,相形之下經濟下行壓力卻很大,并且經濟下行與PPI上漲密切相關,PPI上漲的沖擊全被下游企業消化,尤其是服務性的小微企業負擔更重,虧損更嚴重,維持經營更困難。如果不能出臺相關的扶助政策措施,預計2022年的倒閉破產數會大幅上升。也正是這個原因,2021年三季度開始,市場就呼吁降準降息,放松財政貨幣政策。
        第三類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。美國的貨幣政策已在日益清晰化,市場仍在等待第二只靴子落地。
        目前美聯儲的辦法是試圖把流動性和利率分開管理,即對流動性收緊,但是利率不動,手段是減少購債規模的Taper操作。從目前的情況看,原定到2022年6月完成的目標,提前到一季度完成。這意味著2022年一季度后才有加息和不加息的可能。換言之,美國的貨幣政策現在正在慢轉彎,2022年最大的政策風險就是會不會急轉彎,什么時候會變成急轉彎?
        美國貨幣政策急轉彎會給全球經濟金融帶來風險:
        一是財政貨幣政策共進共退的風險。在疫情沖擊下,財政和貨幣政策日益綁定在一起,形成事實上的MMT,從而也就形成了政策上的共進共退,要退一塊兒退的狀態。央行縮小購債規模,財政部就會減少國債發行,我們預計2022年美聯儲減購國債規模約7800億美元,美財政部國債供給量同期將減少1.13億美元。由于目前經濟出現類滯漲現象,需要財政貨幣政策,這個時候分兵把守,各司其職,即貨幣政策反通脹,財政政策促增長。但是財政貨幣政策綁定所造成的同向進退,不僅使這樣的機會喪失,而且還有可能帶來更大的經濟波動。
        二是美國貨幣政策轉向對全球經濟金融所帶來的溢出風險。這對新興經濟體沖擊會非常大。在不排除因資金外流、貨幣貶值造成貨幣危機的同時,人們也擔心債務危機,尤其是低收入國家的債務危機。這次疫情沖擊對低收入國家經濟影響十分突出,2020年上半年,疫情剛在全球蔓延時,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許多國家就已經出現了償債的困難,并要求國際社會予以減免。在聯合國安排下形成了官方停息協議(DSSI)。中國也同非洲十九國簽署了緩債協議,并減免了十五國到期的無息貸款。隨著疫情沖擊的緩解,債務重組將再次提上日程。預計新的債務危機風險和老的債務重組將交織在一起,將成為2022年美國貨幣政策轉向的溢出風險的標志。
        總的來說,2022年的世界格局是三個差序:
        首先是控制疫情的差別,疫苗接種速度不一樣,開放的速度就不一樣,生產秩序能否恢復正常,員工敢不敢正常上班?其次,這么多年很少見過發展中國家的增長速度低于發達國家,這種增速差是短期現象還是長期趨勢?它對世界經濟格局影響是什么?第三,也是因為這些差別決定了各國貨幣政策、財政政策不一致性,最終表現是在利率上的差別,而這一利率差別會引至國際資本來回流竄,沖擊各國經濟并帶來金融風險。
        全球經濟變化下的中國經濟
        新冠疫情改變了世界經濟的運行軌道,出現了疫情周期,表現為疫情沖擊——經濟下行——宏觀經濟政策寬松予以對沖——疫情緩解——經濟恢復——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需要退出。于是2020年與2021年世界經濟的表現為鏡像對稱關系,中國也不例外,而且表現更為突出。
        2020年三季度中國的疫情得到控制,經濟恢復增長且增速較高。與此相對應,2021年三季度經濟增速同比相對較低。這也意味著中國走出了疫情周期。與此同時,盡管中國經濟走出了疫情周期,但是引領中國經濟增長的還是出口,這個是超出預期的。
        自2020年二季度開始,中國出口逆勢上揚,2021年前11個月同比增長31.4 %,相較2019年同期,兩年平均增長13.8%,已占世界出口市場的14.7%。兩年來出口對中國GDP的貢獻平均為1/4左右,一改過去10年連年下降的情況,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引領力量。
        從出口量的大幅增長中,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能源緊張,它跟減碳關系并不是很大,不僅因為2021年碳交易價格沒有什么變動,而且煤炭的供應也是增長的,能源緊張的主要原因是原有已退出生產的出口產業重新加入生產,使原已過剩的機器設備重新投入使用,加大對能源尤其是電力的需求。
        目前出口對中國經濟的引領作用正在減弱。新出口訂單已經連續6個月處于收縮區間,出口數量大幅回落,出口表現更多是依靠出口價格支撐。也是從這個角度觀察,如果世界經濟重上軌道,中國出口回歸常態不僅對GDP的貢獻減弱,而且對能源的需求也相應減弱,受其影響,我們預計2022年煤價會大幅下跌。
        如果出口回落是大概率事件,2022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就主要依靠內需擴大,但是2021年的情況表明不容樂觀。
        在最終需求,即消費方面,社會零售額兩年的平均增速不及預期。我想重點討論一下中間需求,即投資下滑問題。在投資中,固定資產投資下滑最快,其中最令人擔心的是房地產,房地產領先指標都在下行。盡管現在開始出臺一些政策,尤其在融資安排上有所放松,但是改善主要來自于按揭貸款,房地產資金鏈仍然比較緊張,預計房地產下行態勢2022年仍會繼續維持。由于房地產投資占投資的1/4左右,如此大幅下行成為中國經濟表現的主要拖累。從這個意義上講,2022年宏觀經濟政策上最重要的安排就是看哪一種中間需求,即什么樣的投資能對沖房地產投資下行。
        指望基建投資對沖房地產投資下行,我們認為至少在2022年上半年看不到這一前景,2022年投資增長還是要看制造業。雖然制造業2021年投資增長尚屬滿意,一方面是由于高新技術信息產業的投資增長快,另一方面是由于出口產業投資增長比較快,但是,高新技術信息產業投資占整個制造業投資比重低,而且占比重高的出口產業投資,由于2022年出口下行,投資也會下行,致使整個制造業投資下行。由此看來,消費不及預期,投資又會下行,2022年經濟增長速度是堪憂的。這就是為什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穩字當頭,穩住經濟是第一位的,只有穩才能進。
       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分析判斷十分準確,需求收縮、供給沖擊、預期轉弱,這三重壓力導致經濟下行,需要宏觀經濟政策予以應對。但是我更想討論的是,這三重壓力背后的跨周期問題。這是宏觀經濟政策應對思路問題,核心是如何理解穩增長挑戰再現。
        如前所述,中國經濟已經走出疫情周期,表現為2020年三季度是經濟恢復的高點,2021年三季度是經濟常態化的拐點,也預示著中國經濟進入了由已然經濟結構所決定的常態周期之中,亦即是經濟回到疫情前的狀態。
        疫情前,中國宏觀經濟政策中的中心問題就是“穩增長”。只不過與疫情前穩增長相比,此次因跨疫情和常態兩個周期,疫情周期和常態周期的問題同時出現,造成經濟速度下行如此之快,從而使逆疫情周期和跨常態周期的宏觀調控更顯必要和迫切。
        值得強調的是,兩個周期問題的同時顯現,尤其傳統穩增長問題再現,首先,表明經濟結構調整轉向高質量發展的艱巨性和復雜性,不是說說就能轉過來的,是個長期的工作。
        其次,正是由于轉向高質量發展是個長期工作,是一個過程,因此短期就需要特別的穩增長措施,以避免經濟脫離軌道。雖是逆短期周期的操作,但也是為長期爭取時間。從2022年需要提供1200萬個就業機會,看經濟增長速度應維持在5.5%左右,由此2022年的宏觀經濟政策,要充分考慮擴大總需求的必要性,財政貨幣政策要充分到位。
        鑒此,我想評論一下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意義。首先,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升效能,更加注重精準可持續。其次,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,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,因為中國杠桿率在下降,貨幣政策放松點是可以做到的。再次,對房地產的下行需要有特別的應急性安排。除加大保障房建設外,最重要的是因城施策,促進房地產健康發展和良性循環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加強預期引導,探索新的發展模式,堅持租購并舉,加快發展長租房市場等,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。這是因為對中國房地產來說,遇到了從來沒有過的新背景,中國人口增長即將進入歷史拐點。    自1998年開始,中國的房地產是持續上漲的,其背景是人口持續增長,但從2021年開始,這個背景開始發生變化,使整個討論問題的基礎都在發生變化。
        也正是基于中國人口的歷史背景變化,需要更加強調高質量發展。我在學習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時,雖然感到2022年的七項措施及時有力,但也似曾相識,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五個正確認識和把握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提出,進入新發展階段,中國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,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,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。要避免正確的政策加在一塊卻出現了合成謬誤。
        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五個方面的重新認識:一是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和實踐途徑。最重要的是先把蛋糕做大做好,然后再說怎么把蛋糕分好。二是要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與行為規律,要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。改革開放的取向就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,市場經濟中,資本是生產要素,改革就是要將這一要素活躍起來,這是40年來中國改革的基本經驗。資本的屬性就是擴張,擴張當然有其消極性,全球的經驗表明這些消極性,即負外部性是可以用監管辦法加以消除的。三是要正確認識把握初級產品供應,要堅持節約優先實施全面節約戰略,這是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變,換言之,要以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轉變來改變經濟增長方式。四是要正確認識和化解重大風險,按照穩定大局統籌協調分類實施、精準拆彈兩方針,抓好風險處置工作。其中精準拆彈尤為重要,這次恒大的風險處置就體現了這一點。五是要正確認識和把握碳達峰碳中和,低碳經濟既是生產方式也是生活方式,實現碳達峰碳綜合,首先要從需求端做起,通過節約能源來減碳,而不是一味從能源供給端減碳,更不是用消滅煤炭的方式來減碳,但達峰和碳中和因此不能畢其功于一役。
        這五個方面的正確認識和把握,對中國經濟社會未來發展有十分重要的意義,而2022年又是將這些認識和把握形成政策并可以執行落地的關鍵時期。這是因為2021年中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1.2萬美元,正在高收入社會的門檻前,能否跨入高收入社會,而不落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成為一個現實的嚴峻挑戰。更為深刻的是,即使跨入高收入社會,其所面臨的問題與低收入社會所面臨的不是一個問題。高質量發展要有前瞻性的思考,要有一個全面統籌的改革安排,形成完善的政策體系,便于一以貫之、長期不懈地努力。希望2022年能破局。


    (作者為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)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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